九画（7 / 15）
“你好坏，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？”
“你摔跤，闲话。”
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。
秋贤紧紧地问：“为什么闲话？”
“你……不是我娘么。嘀嘀嘀——”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，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。
秋贤一愣，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，差点就要涌出眼眶。她咬紧牙，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。幸好，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。
狠
马桥的“狠”，是能干，本领、技艺高超的意思。问题在于，“狠”同时也意味着残暴、歹毒、恶意、不怀好心。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，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。我说过，我的字写得还不错，在马桥的时候，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。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，也不要描底稿，爬上梯子挥手就写，一眨眼便成，常常发出啧啧赞叹：
“这个下放崽好狠。”
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，有多少指责。
字写得好是“狠”，字认得多是“狠”，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“狠”，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“狠”，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——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，也是工人们的“狠”。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也许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，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，恶狠狠的位置。
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：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。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，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；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，总是号召割掉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。他们怎么能不担心，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，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“狠”字用得有什么错呢？
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。
在四川的很多地方，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凶”，与“狠”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：“好凶呵。”
在北方的很多地方，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邪”，同样与“狠”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：“邪门儿。”
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“厉害”，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，也是褒中寓贬、喜中伏忧的一例。“厉”有剧烈和严峻之义，“害”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。湘语中有“厉害码子”一词，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，即凶邪之人。
由此看来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（狠、凶、邪、害等等）互为表里。两千多年前的庄子，甚至早就强调“圣盗同源”，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。“天下之善人少，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。”（见《庄子?胠篋》）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，盗国者才得以铲除；只有捣毁了珠宝，盗财者才难以滋生；只有砸掉了符印，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；只有折断了秤具，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；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，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……庄子的警示，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，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，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，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。
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。
神
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，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。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，就带来了这种气味。刚来两个多月，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。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，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，就化成了一泡黑水，拈都拈不起来。老人们说，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，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，茄子、苦瓜、南瓜、核桃什么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。复查家的一条狗，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，只得用枪打死。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，也就是种猪，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，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。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，鸭瘟了，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。最后，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，也朝铁香发过野，吓得她哇哇哇大叫。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，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。
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，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，不好怎么发作。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，看见铁香来了，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。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，历历如数家珍。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，二舅子吹喇叭，三舅子放手铳，四舅子举红伞，诸如此类的夸张。杭州的丝绣有好多，东洋的褂子有好多，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，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，她们说得不厌其烦。
铁香一听到这些，脸色发白。
有一次，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哎呀呀，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，这样体面，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，只夹了一把伞，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!”
众人笑。
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。铁香忍不住，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。
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，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，做菜离不开酱油、茴香和香油，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，什么是蛋糕，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，统统称之为“糖”。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，父亲作为“乞丐富农”（参见词条“乞丐富农”）死在牢里，家道已经败落。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，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。
当时她十六岁，抹了点胭脂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，问这里谁是党。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，在她一再追问之下，才说了两个名字。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。人们就说出了本义。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，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：
“你就是马本义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
“你摔跤，闲话。”
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。
秋贤紧紧地问：“为什么闲话？”
“你……不是我娘么。嘀嘀嘀——”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，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。
秋贤一愣，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，差点就要涌出眼眶。她咬紧牙，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。幸好，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。
狠
马桥的“狠”，是能干，本领、技艺高超的意思。问题在于，“狠”同时也意味着残暴、歹毒、恶意、不怀好心。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，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。我说过，我的字写得还不错，在马桥的时候，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。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，也不要描底稿，爬上梯子挥手就写，一眨眼便成，常常发出啧啧赞叹：
“这个下放崽好狠。”
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，有多少指责。
字写得好是“狠”，字认得多是“狠”，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“狠”，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“狠”，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——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，也是工人们的“狠”。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也许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，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，恶狠狠的位置。
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：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。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，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；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，总是号召割掉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。他们怎么能不担心，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，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“狠”字用得有什么错呢？
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。
在四川的很多地方，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凶”，与“狠”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：“好凶呵。”
在北方的很多地方，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邪”，同样与“狠”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：“邪门儿。”
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“厉害”，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，也是褒中寓贬、喜中伏忧的一例。“厉”有剧烈和严峻之义，“害”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。湘语中有“厉害码子”一词，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，即凶邪之人。
由此看来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（狠、凶、邪、害等等）互为表里。两千多年前的庄子，甚至早就强调“圣盗同源”，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。“天下之善人少，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。”（见《庄子?胠篋》）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，盗国者才得以铲除；只有捣毁了珠宝，盗财者才难以滋生；只有砸掉了符印，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；只有折断了秤具，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；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，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……庄子的警示，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，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，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，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。
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。
神
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，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。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，就带来了这种气味。刚来两个多月，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。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，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，就化成了一泡黑水，拈都拈不起来。老人们说，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，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，茄子、苦瓜、南瓜、核桃什么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。复查家的一条狗，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，只得用枪打死。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，也就是种猪，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，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。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，鸭瘟了，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。最后，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，也朝铁香发过野，吓得她哇哇哇大叫。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，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。
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，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，不好怎么发作。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，看见铁香来了，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。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，历历如数家珍。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，二舅子吹喇叭，三舅子放手铳，四舅子举红伞，诸如此类的夸张。杭州的丝绣有好多，东洋的褂子有好多，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，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，她们说得不厌其烦。
铁香一听到这些，脸色发白。
有一次，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哎呀呀，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，这样体面，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，只夹了一把伞，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!”
众人笑。
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。铁香忍不住，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。
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，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，做菜离不开酱油、茴香和香油，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，什么是蛋糕，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，统统称之为“糖”。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，父亲作为“乞丐富农”（参见词条“乞丐富农”）死在牢里，家道已经败落。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，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。
当时她十六岁，抹了点胭脂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，问这里谁是党。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，在她一再追问之下，才说了两个名字。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。人们就说出了本义。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，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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