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画（5 / 7）
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，看看那里会不会有香烟和饮料，不料才走到半途，遇到一个叫煌宝的人，把他们劈头盖脑大骂了一通。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，互相挤眉弄眼交换眼色，又有一个人喊：“走呵——”大家便哄然一笑，走了。
月口
田是母的，是雌性，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“月口”。人有月水，即普通话里的月经，那么田也就有月口，没有什么奇怪。
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，随时调节水流，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，是看水人的任务。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，肩着一把锄头，独自在田垄里游转，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，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，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，留在不眠人的夜里。
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，沙底，清流，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，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。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，顺便洗净手脚，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，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，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。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。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，只有在归家的途中，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。
公地（以及母田）
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，最爱说下流话。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。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，萝卜、犁头、扁担、山洞、水井、山头、飞鸟、舂臼、草地、火炉……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，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，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，引爆炽热的笑闹。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，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。
姐姐撵我快步走，
撵得我像滑泥鳅，
泥鳅最喜米汤水，
钻进米汤滑溜溜。
……
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。在平时不能唱，政府禁止，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，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。万玉说过，这叫“臊地”，因此越下作越好。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、冷地，是不肯长苗和结子的。
按照马桥人的看法，地与田不同，地是“公地”，田是“母田”。在地上下种，必须由女人动手；在田里下种，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。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。禾种是准备下田的，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，妇人靠近一下，看一下，都是大忌。
出于同一个道理，公地必须由女人来“臊”，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鄙，不仅是合理的，正当的，可得允许的，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。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，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，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。一些女知青不习惯，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，皱眉头塞耳朵，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，也“臊”不起来，男人们就会很着急，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。
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，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，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，往他的裆xiati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，然后哄笑着散开去。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，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，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，然后发出一浪哄笑；或者把你叫过去，让你猜一个谜语，又发出一浪哄笑。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，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，也万万不可猜。
公家
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，犬牙交错，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，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，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。这里叫大滂冲，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。所谓滂田，是山区一种水田，浸水多于流水，因此泥性冷，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，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。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，只有经常下田的人，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。
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，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。
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，或是以形状命名：团鱼丘、蛇丘、丝瓜丘、鲢鱼丘、板凳丘、斗笠丘等等；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：三斗丘、八斗丘等等；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：团结丘、跃进丘、四清红旗丘等等。这样叫下来，名字还是不够用，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，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，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，比如“本义家的三斗丘”和“志煌家的三斗丘”，就是分指两块田。
不难知道，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，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，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算起来，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，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。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，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，那里肯不肯长禾。下肥料的时候，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。憋了一泡尿，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。一次，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，差一点划破脚，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。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：“往哪里甩往哪里甩？讨打呵？我两筷子***！”
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——在很久很久以前。
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，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，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，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。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，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。婚姻的体制下，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。（还能不能叫“婚姻”？）皇权的体制下，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。（还能不能叫“皇权”？）同样的道理，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，他们的公有化，他们的“公家”概念，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。
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。事实上，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。村里人告诉我，即使是在民国以前，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“淖泥”，也就是三寸浮泥。三寸以下，从来都是皇帝的、国家的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田主没有权利阻拦。了解了这一点，外人也许可以明白，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，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，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，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，成了公家人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。
在另一方面，他们无论谈“公”还是谈“私”，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“家”字，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。西方的私，是指私人。夫妻之间，父子之间，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。马桥人的“私家”，则是私中有公：一家之内，不分彼此和你我。西方的公，是指公共社会，所谓英语中的public，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，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，决不越权干预隐私。马桥人的公家，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“家”：夫妻吵架，青年恋爱，老人入土，娃崽读书，女人穿衣，男人吹牛，母鸡下蛋，老鼠钻墙，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，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。公家成了一个大私。
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（公——家），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“父母官”。马桥的马本义，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，还刚刚娶回婆娘，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，很多人就尊称他为“本义爹爹”或者“本义公”。
这倒接近了汉语“公”字的原义。中国最初的“公”字并不是指public，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，是“君”的同义词。用“公”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，严格地说来，并不合适。把“私有制”、“公有制”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，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。
本义是马桥的“公（在古汉语的意义上）”，同时代表着马桥的“公（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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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口
田是母的，是雌性，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“月口”。人有月水，即普通话里的月经，那么田也就有月口，没有什么奇怪。
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，随时调节水流，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，是看水人的任务。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，肩着一把锄头，独自在田垄里游转，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，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，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，留在不眠人的夜里。
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，沙底，清流，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，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。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，顺便洗净手脚，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，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，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。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。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，只有在归家的途中，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。
公地（以及母田）
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，最爱说下流话。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。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，萝卜、犁头、扁担、山洞、水井、山头、飞鸟、舂臼、草地、火炉……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，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，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，引爆炽热的笑闹。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，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。
姐姐撵我快步走，
撵得我像滑泥鳅，
泥鳅最喜米汤水，
钻进米汤滑溜溜。
……
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。在平时不能唱，政府禁止，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，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。万玉说过，这叫“臊地”，因此越下作越好。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、冷地，是不肯长苗和结子的。
按照马桥人的看法，地与田不同，地是“公地”，田是“母田”。在地上下种，必须由女人动手；在田里下种，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。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。禾种是准备下田的，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，妇人靠近一下，看一下，都是大忌。
出于同一个道理，公地必须由女人来“臊”，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鄙，不仅是合理的，正当的，可得允许的，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。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，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，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。一些女知青不习惯，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，皱眉头塞耳朵，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，也“臊”不起来，男人们就会很着急，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。
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，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，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，往他的裆xiati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，然后哄笑着散开去。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，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，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，然后发出一浪哄笑；或者把你叫过去，让你猜一个谜语，又发出一浪哄笑。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，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，也万万不可猜。
公家
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，犬牙交错，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，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，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。这里叫大滂冲，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。所谓滂田，是山区一种水田，浸水多于流水，因此泥性冷，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，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。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，只有经常下田的人，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。
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，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。
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，或是以形状命名：团鱼丘、蛇丘、丝瓜丘、鲢鱼丘、板凳丘、斗笠丘等等；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：三斗丘、八斗丘等等；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：团结丘、跃进丘、四清红旗丘等等。这样叫下来，名字还是不够用，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，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，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，比如“本义家的三斗丘”和“志煌家的三斗丘”，就是分指两块田。
不难知道，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，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，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算起来，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，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。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，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，那里肯不肯长禾。下肥料的时候，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。憋了一泡尿，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。一次，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，差一点划破脚，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。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：“往哪里甩往哪里甩？讨打呵？我两筷子***！”
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——在很久很久以前。
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，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，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，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。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，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。婚姻的体制下，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。（还能不能叫“婚姻”？）皇权的体制下，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。（还能不能叫“皇权”？）同样的道理，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，他们的公有化，他们的“公家”概念，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。
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。事实上，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。村里人告诉我，即使是在民国以前，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“淖泥”，也就是三寸浮泥。三寸以下，从来都是皇帝的、国家的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田主没有权利阻拦。了解了这一点，外人也许可以明白，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，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，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，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，成了公家人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。
在另一方面，他们无论谈“公”还是谈“私”，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“家”字，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。西方的私，是指私人。夫妻之间，父子之间，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。马桥人的“私家”，则是私中有公：一家之内，不分彼此和你我。西方的公，是指公共社会，所谓英语中的public，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，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，决不越权干预隐私。马桥人的公家，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“家”：夫妻吵架，青年恋爱，老人入土，娃崽读书，女人穿衣，男人吹牛，母鸡下蛋，老鼠钻墙，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，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。公家成了一个大私。
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（公——家），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“父母官”。马桥的马本义，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，还刚刚娶回婆娘，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，很多人就尊称他为“本义爹爹”或者“本义公”。
这倒接近了汉语“公”字的原义。中国最初的“公”字并不是指public，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，是“君”的同义词。用“公”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，严格地说来，并不合适。把“私有制”、“公有制”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，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。
本义是马桥的“公（在古汉语的意义上）”，同时代表着马桥的“公（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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