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画（2 / 10）
复查的娘还眼泪汪汪地说，早走也是走，晚走也是走，你没看见洪老板比你苦得多，死的时候犁套都没有解哩。
三毛还是流着眼泪。
志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终于提着斧子走近了它……
沉闷的声音。
牛的脑袋炸开了一条血沟，接着是第二条，第三条……当血雾喷得尺多高的时候，牛还是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叫喊，仍然是跪着的姿态。最后，它晃了一下，向一侧偏倒，终于沉沉地垮下去，如泥墙委地。它的脚尽力地伸了几下，整个身子直挺挺地横躺在地，比平时显得拉长了许多。平时不大容易看到的浅灰色肚皮完全暴露。血红的脑袋一阵阵剧烈地抽搐，黑亮亮的眼睛一直睁大着盯住人们，盯着一身鲜血的志煌。
复查他娘对志煌说：“遭孽呵，你喊一喊它吧。”
志煌喊了一声：“三毛。”
牛的目光一颤。
志煌又喊了一声：“三毛。”
牛眼中有幸福的一闪，然后宽大的眼皮终于落下，身子也慢慢停止了抽搐。
整整一个夜晚，志煌捧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就坐在这双不再打开的眼睛面前，直到第二天早上鸡鸣。
三月三▲
每年农历三月三日，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：用一种野草的汁水，把米饭染黑，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。也就是在同一天，所有的人都要磨刀，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，响成一片，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。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，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，也磨得雪亮，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，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。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，现在一把把锃亮地苏醒，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，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。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，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，嗖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，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——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。
我可以把这一习俗，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，不作干戈的联想。但不大说得通的是，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，磨犁头，何以磨腰刀？
刀光一亮，春天就来了。
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。
三秒▲
牟继生在马桥的时候，精力过人，下了工还要打篮球。知青们都累得不想动的时候，他就带着几个本地后生去打，有时还跑上几里路，到公社的中学里去打到半夜，一只球拍得月光震荡。
他对他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，有时候哨子一吹，指着场上的一个说：“你裤子系上点!”他是个连裤子都要管的裁判和教练。
他让他的学生学会了球场上所有最严格的规则，包括“三秒”。在此以前，马桥的后生也打球，只是规矩比较少，可以运球两次，可以情节严重地带球走，只是不准打人。牟继生用省甲级队的标准培训他的学生，成了“三秒”一词的传播者。很多年以后，我重访马桥时，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私人开的文化室，还有半个篮球场，一些后生叫叫喊喊打球，都是我十分陌生的面孔。惟一感到熟悉的，是他们不绝于耳的“三秒”之声，使我心中怦然一动。
这些后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知青。对于很久以前来村子里呆过短短几年的人，对于在村子里客居过几年的夷边人，他们茫然无知，也毫无必要表示兴趣。我散步全村。马桥没有留下我们当年的任何痕迹，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。我依稀还能记出的一些故人，一个个竟无觅处，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大前年或者大大前年相继辞世。他们使马桥在我的记忆中一块块沉落，眼看就要全部灭顶。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。现在，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，只剩下了惟一的旧物，那就是“三秒”——虽然它的词义已经有变。在我的观察中，“三秒”对于眼下球场上的后生们来说，不仅仅意味着篮下禁区超过三秒的滞留，而且意味着篮下打手、推人、带球走等一切犯规动作。三秒就是犯规的同义语。这肯定是牟继生当年万万想不到的。
亏元▲
一九六八年，我参加了一次调查。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“永向东”的群众组织掌权，想解脱两个受审查的省委干部，须事先查清这两人的家庭政治情况。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，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，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。就这样，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，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。
我们首先到了北京、锦州、沈阳的好几座监狱，了解某干部的一位堂兄。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，在五十年代曾因一次口误，在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“安子文”误读成国民党要人“宋子文”，便成了罪囚，判刑十五年，进入监狱服刑。我在沈阳监狱见到他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不论他写下多少上诉材料，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生命是应该的，都不同意给他平反。当我们同他说起这事，他居然也想通了，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，觉得自己罪有应得。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做“政府”：“政府，我再也不会上诉了，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。”
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，我突然生出一种恐怖：一种对“安”字、“宋”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莫名恐怖。
大车店外还响着武斗的阵阵枪声。到处有街垒，有弹痕，有硝烟，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，把大车店里的旅客们从睡梦中惊醒。一九六八年的辽宁，“红司”正在攻打“革司”，“毛泽东思想”派正在围剿“毛泽东主义”派。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，竟使火车停开，使我和三位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，过着有家不能归的日子。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，比如被我的女儿理解。在后来人的眼光里，除了“红司”、“革司”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，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、理论、做派、趣味、表情、着装、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，或读学位或炒股票，更是彼此彼此。那么一场场厮杀是怎么发生的？
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。我读过天主教的《圣经》也读过伊斯兰教的《古兰经》，除了“上帝”和“真主”一类用语的差别，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，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、不得偷盗、不得**、不得说谎等等方面，却是惊人的一致，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版本。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？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，留下遍地的白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？在黑云低压的旷野，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？是词义碰撞出火花？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？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？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，凝固成落日下一抹一抹的闪光？……
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，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，不断制造出语言的血案。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，不，恰恰相反，一旦某些词语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，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，无一不在最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彼此的同质性：它们只是权势，或者是权势的包装。
如果说语言曾推动过文明演进，那么语言也可以在神圣光环之下失重和蜕变，成为对人的伤害。 ↑返回顶部↑
三毛还是流着眼泪。
志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终于提着斧子走近了它……
沉闷的声音。
牛的脑袋炸开了一条血沟，接着是第二条，第三条……当血雾喷得尺多高的时候，牛还是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叫喊，仍然是跪着的姿态。最后，它晃了一下，向一侧偏倒，终于沉沉地垮下去，如泥墙委地。它的脚尽力地伸了几下，整个身子直挺挺地横躺在地，比平时显得拉长了许多。平时不大容易看到的浅灰色肚皮完全暴露。血红的脑袋一阵阵剧烈地抽搐，黑亮亮的眼睛一直睁大着盯住人们，盯着一身鲜血的志煌。
复查他娘对志煌说：“遭孽呵，你喊一喊它吧。”
志煌喊了一声：“三毛。”
牛的目光一颤。
志煌又喊了一声：“三毛。”
牛眼中有幸福的一闪，然后宽大的眼皮终于落下，身子也慢慢停止了抽搐。
整整一个夜晚，志煌捧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就坐在这双不再打开的眼睛面前，直到第二天早上鸡鸣。
三月三▲
每年农历三月三日，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：用一种野草的汁水，把米饭染黑，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。也就是在同一天，所有的人都要磨刀，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，响成一片，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。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，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，也磨得雪亮，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，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。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，现在一把把锃亮地苏醒，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，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。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，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，嗖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，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——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。
我可以把这一习俗，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，不作干戈的联想。但不大说得通的是，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，磨犁头，何以磨腰刀？
刀光一亮，春天就来了。
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。
三秒▲
牟继生在马桥的时候，精力过人，下了工还要打篮球。知青们都累得不想动的时候，他就带着几个本地后生去打，有时还跑上几里路，到公社的中学里去打到半夜，一只球拍得月光震荡。
他对他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，有时候哨子一吹，指着场上的一个说：“你裤子系上点!”他是个连裤子都要管的裁判和教练。
他让他的学生学会了球场上所有最严格的规则，包括“三秒”。在此以前，马桥的后生也打球，只是规矩比较少，可以运球两次，可以情节严重地带球走，只是不准打人。牟继生用省甲级队的标准培训他的学生，成了“三秒”一词的传播者。很多年以后，我重访马桥时，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私人开的文化室，还有半个篮球场，一些后生叫叫喊喊打球，都是我十分陌生的面孔。惟一感到熟悉的，是他们不绝于耳的“三秒”之声，使我心中怦然一动。
这些后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知青。对于很久以前来村子里呆过短短几年的人，对于在村子里客居过几年的夷边人，他们茫然无知，也毫无必要表示兴趣。我散步全村。马桥没有留下我们当年的任何痕迹，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。我依稀还能记出的一些故人，一个个竟无觅处，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大前年或者大大前年相继辞世。他们使马桥在我的记忆中一块块沉落，眼看就要全部灭顶。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。现在，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，只剩下了惟一的旧物，那就是“三秒”——虽然它的词义已经有变。在我的观察中，“三秒”对于眼下球场上的后生们来说，不仅仅意味着篮下禁区超过三秒的滞留，而且意味着篮下打手、推人、带球走等一切犯规动作。三秒就是犯规的同义语。这肯定是牟继生当年万万想不到的。
亏元▲
一九六八年，我参加了一次调查。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“永向东”的群众组织掌权，想解脱两个受审查的省委干部，须事先查清这两人的家庭政治情况。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，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，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。就这样，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，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。
我们首先到了北京、锦州、沈阳的好几座监狱，了解某干部的一位堂兄。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，在五十年代曾因一次口误，在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“安子文”误读成国民党要人“宋子文”，便成了罪囚，判刑十五年，进入监狱服刑。我在沈阳监狱见到他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不论他写下多少上诉材料，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生命是应该的，都不同意给他平反。当我们同他说起这事，他居然也想通了，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，觉得自己罪有应得。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做“政府”：“政府，我再也不会上诉了，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。”
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，我突然生出一种恐怖：一种对“安”字、“宋”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莫名恐怖。
大车店外还响着武斗的阵阵枪声。到处有街垒，有弹痕，有硝烟，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，把大车店里的旅客们从睡梦中惊醒。一九六八年的辽宁，“红司”正在攻打“革司”，“毛泽东思想”派正在围剿“毛泽东主义”派。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，竟使火车停开，使我和三位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，过着有家不能归的日子。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，比如被我的女儿理解。在后来人的眼光里，除了“红司”、“革司”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，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、理论、做派、趣味、表情、着装、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，或读学位或炒股票，更是彼此彼此。那么一场场厮杀是怎么发生的？
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。我读过天主教的《圣经》也读过伊斯兰教的《古兰经》，除了“上帝”和“真主”一类用语的差别，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，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、不得偷盗、不得**、不得说谎等等方面，却是惊人的一致，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版本。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？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，留下遍地的白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？在黑云低压的旷野，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？是词义碰撞出火花？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？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？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，凝固成落日下一抹一抹的闪光？……
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，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，不断制造出语言的血案。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，不，恰恰相反，一旦某些词语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，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，无一不在最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彼此的同质性：它们只是权势，或者是权势的包装。
如果说语言曾推动过文明演进，那么语言也可以在神圣光环之下失重和蜕变，成为对人的伤害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