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谥(3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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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明确责任,便利施行。
  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,加上电报来得快,造成信件积压,谏院增员,理所应当。
  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,尽可上言,故六察御史,本就包括在其中。
 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御史言事归言事,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“义务劳动”,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。
  因此御史因“察人不谨”而要承担的责任,不能因“谏事风闻”而得免,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。
  高滔滔认为有理,诏“尚书、侍郎、给、舍、谏议、中丞、待制以上,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。”以扩大谏院人数。
  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,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——察案如果弹人,需要有确实证据,承担后果;只有补阙朝政,言事方可以“风闻”。
  戊午,召朝奉郎、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。
  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,大苏的升官途径,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,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油。
  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,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,也就是说,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。
  于是苏油上书,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,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。
  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,说苏轼人才难得。
  蜚声国际,四海内外皆称夫子,各国使节入京,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。
  当年制科结束,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,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,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,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,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。
  让其入朝问对,之后或列台谏,或直国史,或掌制诰,这么多位置,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?
  以苏轼的文才,这些工作,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?
  没有,的确是没有。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,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。
  九月,从南到北,大宋各路开始收纳粮储,大宋的重点再次转到了实务上来,毕竟秋收工作是农耕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
  这个丰年,收得苏油心惊胆战。
  连续四年大丰收,举国上下欣喜若狂,唯独苏油不一样。
  他只觉得大灾的脚步,好像越来越近了。
  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,却是料理好辽国来的那帮子。
  苏油级别太高,前期磋商接触根本不用出面,老族兄反倒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人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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